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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焦虑背后的新能源发展难题

简介:“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数百万中国人将可以在家中、办公室和工厂里生产自己的可再生能源,并通过‘能源互联网’实现绿色电力共享,正如我们现在创造并实现的信息在线共享一样。”

  “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数百万中国人将可以在家中、办公室和工厂里生产自己的可再生能源,并通过‘能源互联网’实现绿色电力共享,正如我们现在创造并实现的信息在线共享一样。”

  这是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描写中国未来田园诗般生活的景象。

  而现实却是,作为当今世界碳排放大国之一,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中国正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15%左右”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

  要完成这两个指标并非易事。中国发展新能源一直受到资源禀赋与经济转型的双重束缚,同时还面临技术开发难题,这些都需要从国家层面加强战略规划,并在能源体制改革方面有所突破。
 
  概念之争
 
  如何定义新能源是一件复杂又有争议的事。“从不同角度来定义,提法就有很多,有的称新兴能源,有的称可再生能源,还有的称清洁能源。”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高级工程师孟宪淦说。
 
  孟宪淦1974年开始从事太阳能利用工作,经历了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全过程。在他看来,新能源是“新的能源”,与传统、常规能源相对应。例如,核能过去是新能源,现在不是,氢、页岩气现在也都是普通能源。
 
  “新是相对旧的、多元发展的能源。”国家发改委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姜鑫民持相同观点。
 
  然而,也有业内专家持对立观点。中海油研究院高级经济师单联文认为,目前全球只有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的区别。

  新能源的概念难以界定,具体到其特性也是争论不休。
 
  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分析说,核能、天然气就是一种清洁能源,低碳且利用高效,而可再生能源因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就不能算是新能源。
 
  一位长期从事能源报道的国内媒体人士认为,“清洁可再生”应是新能源的核心。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将核电、风电、太阳能光伏和热利用、页岩气、生物质发电、地热和地温能等都归为新能源范畴。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明确指出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是可再生能源。
 
  显然,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提到新能源,并没有包括水力发电。孟宪淦解释说,可再生能源的重点是“重复可利用”,而水力发电已是常规发电。
 
  战略摇摆
 
  概念的不确定性,恰恰折射出全球能源焦虑背后的战略摇摆。
 
  “非化石能源(新能源)没有前途。”单联文对石油“峰值论”持否定态度。他认为环境问题与能源需求永远是一对矛盾,现在还没有办法解决,修复碳排放,人类将倒退2000年。
 
  “石油峰值”指历史到了某个时刻,全球的石油产量已经用掉了全部可采资源量的50%,到达了折返点,然后就开始转头向下。
 
  上世纪五十年代晚期,美国限定石油进口,坚守能源独立。1956年,美国石油供应充足,但地球物理学家哈伯特向美国石油学会递交的一份报告认为,美国本土48个州的常规原油产量将在15年左右达到峰值,之后开始下降,再也不回升。1970年,哈伯特的预测成真。
 
  “中国要从中汲取教训,要坚持进口能源多元化、进口渠道多元化,避免重蹈美国覆辙,否则过度开发国内能源资源,将导致能源安全危机。国内各种能源的生产、勘探、布局都要提前规划,产量要细水长流。”浙江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国际经济系副主任孙泽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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