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夫金认为，中国在21世纪将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必须要关注人类未来如何生存与繁衍的问题。因此，中国不仅要成为经济强国，更要带领全世界建立新的经济模式，摆脱碳基能源，消除污染，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面临中国现在所需要面临的巨大历史责任。

　　三把开启新工业革命的钥匙

　　里夫金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三把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钥匙。首先，中国有全世界最丰富的可再生能源。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太阳辐射，还有大量的地热能，沿海地区有着最多的风能和潮汐能，广袤的农村地区蕴藏着大量的生物能。他认为，全世界所有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总和都不及中国今后将拥有的丰富可再生能源。

　　第二把钥匙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夫金表示，第三次工业革命理论中包含五大支柱：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微型发电厂分散式生产；使用氢和其他存储技术存储间歇式能源；能源互联网；将传统的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动力车。中央政府需要制定路线图、法规标准、激励机制等等，并制定一系列五年计划，一直到2050年。而地方政府和企业应遵循中央政府制定的框架，根据当地自身情况制定短期及长期发展路线图。他表示，因为各地的能源、资源、产业等情况不同，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各地的发展也会有所不同。而只有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政府和企业共同制定长期发展计划，才有机会实现这种发展模式。

　　里夫金表示，中国拥有的第三把钥匙则是良好的文化传统。儒家思想推崇天人合一，这种哲学观念将为中国向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型提供重要的思想基础。西方哲学认为，人应该善于争取，与天斗、与人斗。和这种思想不同的是，儒家思想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种思想在去年有了重大突破，中国政府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这显示出了中国领导层深远的战略眼光，这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指导，同时也是儒家哲学思想在现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实践。”

　　城镇化要启用可再生能源

　　里夫金表示，此次他在各地巡讲时发现，中国人很期待第三次工业革命对生态环境和经济环境带来的改变。“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过去20年中，中国一直在模仿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所采取的发展模式，可是这些模式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了。现在各地的基础建设中，有些建设虽然表面上很新，实际上仍采用传统能源体系作为支撑。中国需要将这种虚有其表的基础建设改变为真正的新兴能源基础建设。”

　　里夫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政府必须深谋远虑。从传统经济模式到新兴经济模式，从传统能源到清洁能源，从集中式经营模式向分散式经营模式，从工业集成式生产向3D打印所引领的P2P生产方式的转变，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所以他认为，中国应该有两套商业模式。企业可以继续使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包括传统能源体系、技术及商业模式等，但同时还应建立第二条平行轨道，即运用第三次工业革命所需的基础设施、新兴能源、新兴商业模式等。以上过程大概在三十年左右。

　　对于有人提出的关于目前生产清洁能源的成本依然很高，这将阻碍相关新兴基础设施建设进程的质疑，里夫金表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初期的确需要不少投入，但仍引起了很多欧洲国家的重视。以德国为例，使用清洁能源的比例将在2020年达到35%。未来，摩天大楼楼顶安装的小型太阳能、风能、热能发电机所产生的电力会非常强大。人们可以将用不完的部分再输送回地区电力网。第三次工业革命理论要求点对点，无数小型发电机生产的电力总和将比几个大型集中发电厂所生产的电力要多很多。

　　“随着未来科学发展，如同世界上其他绝大多数产业一样，能源产业所需要的相关技术成本会越来越低。”里夫金认为，技术越来越便宜，而太阳能风能等能源本身是没有成本问题的。新兴的能源模式相当于“一次投入，终生免费”。因此，个人及中小型企业都可以承担为这场改革提供所需要的基础成本。

　　当提及中国目前的城镇化发展进程时，里夫金认为，城镇化的中心思想是启用可再生能源，建设智慧城市，这也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实践中的核心环节。而智慧城市的基础建设是利用大数据系统链接起来的，绿色，无污染，智能化是它的最大特点。他表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正在过去。中国必须尽快普及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必须尽快普及智慧城市的观念。另外，政府必须更加重视教育问题，尤其是针对中产阶级家庭子女的教育。年轻人必须去思考如何节能，如何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